彼德森的影片没有局限于描写原作者个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威尼斯手机版所有网站:,这样的作品不需要奇迹

其实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假如文明不能被悉心守护,纷争不断,战火连绵,在哪里生存还不一样?

如果有 “民族性”
这种东西,那么它最真实而坚固的部分恰恰隐没在日常语言的简单叙事之中。真实之事的整体性,总能在诸多细节中自然显现。在如此的真实面前,一切解释都显得多余(包括本文所作的解释也是如此:它的真正功用只是作出某种标记和指向,以唤起观众对某些影片细节的注意)。胡塞尔说,哲学不要开形而上学的大钞票,要用生活世界中通用的小零钱。“民族性”
也罢,“个人性格”
也好,都只在意识形态的宏大修辞沉默时才以更美、更坚决的方式展现。它正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种可展示而不可言说的东西。它时刻浸润在最寻常、最本能的动机、冲动和渴望里,它不能用
“文化” 或 “范式”
这样的空泛概念来指代,它不是意识形态,更没有自觉的敌我区别。这部影片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避开了所有的高雅的艺术,以最粗俗、下层水兵们为主人公——当赫尔德、费希特、瓦格纳,甚至连同巴赫、歌德、黑格尔全部沉默时,德国人的德国性才能以最纯粹的形式呈现。

与彼德森的导演艺术相得益彰的是影片的摄影与音乐。西德著名电影摄影师尤斯特·瓦卡诺(曾担任过《丧失名誉的卡塔林娜·布鲁姆》等名片的摄影师)的摄影不仅给影片赋予了许多扣人心弦、富于感染力的画面,而且在营造潜艇内部所特有的氛围,用光影刻画船员在“水下地狱”里绝望恐惧的情绪上,也都取得了成功。拍摄潜艇内的镜头时,他在长仅25米、宽6.5米的舱内同时指挥六部手提摄影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从而使表现狭窄空间的画面,也一样充满着动感。而作曲家克劳斯·道尔丁格则为影片谱写了具有瓦格纳风格的礼赞式音乐,在立体声效果的烘托下,显得格外悲壮感人。

Top066.从海底出击.Das.Boot.1981.HDTV.MiniSD-TLF

2009年3月17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和译林出版社共同举办,澳大利亚当代女作家凯特·格伦维尔、中国作家邱华栋、英语文学教授、翻译家郭英剑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三人对话会。他们从格伦维尔的代表作《神秘的河流》谈起,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
郭英剑:今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场景。当我们要去谈论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作家本人在,作品的译者在,还有作为中国作家的读者也在。我想首先问一下作者格伦维尔女士,您创作这部作品的背景是什么?
凯特·格伦维尔:我的祖先是一个非常贫穷的英国人,他在伦敦长大,1806年因为偷了木材,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一座监狱。我很感兴趣的是,假如站在他的角度来想像的话,假如我把自己设想成他的话,故事会是什么样子。我母亲告诉我了一些当时发生在我祖先身上的事情。他在新南威尔士刑满之后,获得了自由。他于是顺流而上穿过悉尼来到了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但是,这片被他称为自己领地的土地其实是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那里偷来的。所以,这本小说讲述的就是一个英国人,可能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把本属于当地居民的东西据为己有。小说探讨的核心就是入侵与归属的问题。在我看来,我的祖先以前所做的事情让我受益良多,那么如今我也应该承认并为我祖先的所作所为道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向土著居民说一声“对不起”,以此表达我对他们的歉意。
为什么要道歉呢?尽管人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改变历史,但人们可以对过去表示忏悔。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在内——虽然我对此知之甚少——都是一部人类迁入与驱逐的历史,就像这个房间都有墙一样,是为了不让外面的人都进来,这是人类历史难以避免的一部分。我不能回到过去,不能够改变历史,但我能够承认,我的祖先确实做了一些坏事、错事。我在对过去表示忏悔的同时,也希望使我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美好。
邱华栋:我在悉尼待过几天,所以对这本书的背景有所了解。我在悉尼华人超市里,曾经看到一些土著居民进来拿到饮料就走而不付钱。我问主人为什么。他说对于土著,你不能把他关起来,如果把他关在四面是墙的屋子里的话,他会死的。所以,在我心目中,这些已经构成了理解格伦维尔女士作品的背景。刚才格伦维尔女士表达了她对当地土著的歉意,使我想起了在超市里看到土著拿了饮料时非常坦然的表情。这个道歉深深地埋藏在书里,这书就有了文化价值。
整体而言,这本小说可以归入历史小说的范围,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是相当不错的澳大利亚小说。它在澳大利亚作家里,显示出了特别独特的品质。我经常到大学里跟同学交流,发现中国当代的这种写作,很少能够从历史中发现一种特别严肃的东西来进行历史的批判和文化的质询。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当代写作者的问题,而格伦维尔女士的作品恰恰是非常严肃的,能从自身的历史出发,去发现这个国家沉痛的东西,并进行批判。正因为这本书的到来,使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80后、90后写作的某种倾向,感到非常担忧。
郭英剑:这部小说讲了一个叫索尼尔的人,在伦敦犯了罪,流放到新南威尔士,刑满以后,他希望留在这片无人开垦的土地,而在这一点上,他和妻子产生了冲突,他妻子一定要回到伦敦。所谓无人占领的土地,实际上是因为当地的土著居民并没有霸占土地的意识。所以,当索尼尔说这块地是我的,别人不得侵犯时,土著居民自然就会不断地侵袭他,冲突也就难免发生。这就是殖民和被殖民关系的开始。
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不仅回顾了历史,还谈到了更多的内容。刚才格伦维尔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受益”,另一个则是“歉意”,我印象非常深刻。这实际上反映了她作为创作者的身份问题,即她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这部小说,站在什么立场去看待小说中的人物。她的态度让我在反观这部小说的时候,特别能够理解小说主人公索尼尔的一些行为,特别是当他和土著居民产生矛盾、冲突、杀戮后,他那种深深的忏悔感。作品最开始的时候,索尼尔是希望能跟土著居民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的,但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就只有通过互相残杀去解决问题。而杀戮之后,他真正感到抱歉和忏悔,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杀戮。
对这部小说我有一个评价,在序言里我也讲到过,今天也想问一下格伦维尔女士。我觉得这部小说,它就是一部翻版的《鲁宾逊漂流记》。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故事基本是一样的,但我又觉得这个故事跟《鲁宾逊漂流记》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神秘的河流》讲得更加深入,而且摆脱了白人种族主义者高高在上的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鲁宾逊漂流记》里面,鲁宾逊要教“星期五”讲英文,我们在《神秘的河流》里也看到,索尼尔也在试图教土著人英文,但是最后失败了,虽然他也有土著人给他服务,但我们也看到,他的妻儿都坚决反对用杀戮的方式来解决与土著居民的冲突。我想问一下,这个评价,不知两位,尤其是格伦维尔女士同意不同意?
凯特·格伦维尔:谢谢,您做的这样一个类比很有洞见。确实,《鲁宾逊漂流记》是以殖民主义为主题。它可以说是英语文学中第一部关注殖民主义主题的作品。我是在30年前读的《鲁宾逊漂流记》,在我的印象中,作者只谈到了主人公是怎么做的,却没有谈到他的想法和感受。在我的作品当中,我对殖民者内心的想法十分感兴趣。我更着重的是探讨殖民者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有什么样的选择,而他们又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郭英剑:我觉得这正是这部作品比《鲁宾逊漂流记》站得更高、或者说更深入的地方。写殖民主义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写法,但是《神秘的河流》能够通过个人、个体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选择,去透露殖民主义的复杂性、反抗殖民主义的复杂性。
郭英剑:就整个澳大利亚的文学而言,您怎么定位自己在其中的创作?
凯特·格伦维尔: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我想说的一点是,大家可以看到,多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女性作家为数不多。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些作家,大都是男性。而我是一位不以女性为题材的女性作家。也就是说,我的创作并不一定以女性和家庭为题材,我更喜欢宏大的主题,但注重从一个女性的视角来叙述吧。我还想强调一点,很多澳大利亚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澳大利亚的历史,实际上是想通过历史来看待现在的社会,把历史当作一扇窗户去展望未来,在这一点上,我和许多现在的澳大利亚作家是一样的。
邱华栋: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格伦维尔女士。我觉得在英语文学传统里,像19世纪的英语文学以查尔斯·狄更斯为代表,他们讲故事讲得非常好。但是到了20世纪,英语文学经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已经把这个弄得支离破碎了。我想请问格伦维尔女士,对讲故事这样一个古老的小说写作技法是怎么看的?
凯特·格伦维尔:我写作的一个基本点,是带着问题去写作,而不是预先设想好答案。我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尾是什么,但是我很想寻求答案,我是随着写作的深入而对主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的。我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认为,在动笔之前最好有一个清晰的脉络,知道故事的结尾,但我现在觉得,写作最好还是像一名潜水员那样,在潜水的过程中,要随着水流不断地去发展、独自去探索。
现在有的人认为故事是不太真实的,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人们强迫用故事的情节或者框架去书写生活,也有些作家认为故事甚至是对现实生活的扭曲。我还没有想要写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品的想法,正如你们所说的,不要忘记这只是一个故事。我十分敬佩那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家所做的切实可行的创作,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我特别喜欢当我打开一本书的第一页之后,能够完全沉浸在故事中,忘记自我、忘记所处的世界,而投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冯元元
整理)

《被时间遗忘的土地》

在一切交通工具中,深海中的潜艇本身即是德国人的绝佳喻体。孤独的潜艇犹如内在的某种叫
“自我”
的东西,它独自面对无边、无底的深渊,并决意沉默以对。在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在马勒的交响曲中,在Elly
Ney演奏的贝多芬中,在歌尔德蒙的人类之母沉默的微笑中,这个深渊一次又一次展开。其次潜艇与帆船不同,它是纯粹的工业产物,它的设计是完全功能主义的,它的激情如数学般冰冷。如果说《指环王》的故事中对田园的赞颂和对地狱锻炉的描写是一战前后怀旧的英国人在说
“农业文明好,工业文明坏”,那么Das
Boot正好是从德国人的视角看问题:一种不带一丝一缕怀旧感伤的浪漫。这种生命中早已隐约可见死亡的硬度,它正是通过向着无界限的深渊的征服赢获证成的。

这部影片除了几个主要的角色是由普洛赫诺夫、格吕内梅尔、兰普莱希特等影星出演外,其余人物均选用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扮演。

这部电影没看之前,我以为是根据Jules-Verne的小说《海底两万里》改编而成的一部科幻片,所以在看之前充满着希望,希望看一看一九八十年代的科幻片。等我开始看的时候,才知道影片内容与我期望的千差万别,原来这是一部描述德国海军潜艇部队的电影。这样的故事,让我有些小小的失望,这样的电影必然有着沉重的主题,看起来肯定不轻松。不过,德国人讲述二战时期自己军队的故事,这样的电影也不多见,还是应该看看的。

这些人吃完恐龙肉,开始在这里寻找石油并加以提炼,这是他们赖以离开此地的惟一能源。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连当时的观众都会不甚满意,尤其是人龙近战的时候,那些操纵不易的恐龙模型都无法冲上前来实施攻击,只能傻呆呆地站在原地怒吼嚎叫。

结局的情节是我所预料到的:当这艘潜艇一次次躲过了驱逐舰的追杀,几度经历了死亡的恐惧后终于回到母港,几个月没有刮胡子的水手们有的要去邮局寄满满的一沓子信,有的要回老家结婚(……),有的要去见他的法国姑娘的时候,空袭降临艇毁人亡,只留下主人公一人幸存。但我没有预料到的是,这部影片只用了短短四分钟时间,没有给任何人物哪怕一句台词就描写了毁灭。没有好莱坞大片中奥马哈海滩上痛苦挣扎着喊妈妈的士兵和“同情”,也没有齐格飞里特的葬礼进行曲。战争的残酷不再体现为垂死的肉身的痛苦,而是转化为虚无:二战之于德国人而言不仅更痛苦,还在于它迫使(曾沉浸在狂热的意识形态中的)德国人承认它是无意义的,此间度过的千难万险也是无意义的。

影片《船》(又名《潜艇96》是20世纪80年代初“新德国电影”涌现出的一部优秀影片。它是根据西德作家洛塔-贡特·布赫海姆于1973年发表的著名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作者在二次大战中曾在潜艇上担任少尉衔军事记者。这部带有一定自传体色彩,以纳粹海军一艘潜艇船员的命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对被法西斯战争夺去年轻生命的27500名德国潜艇水兵献上的一份祭礼,也是对战争发出的强烈控诉,因此70年代它曾是西德,乃至世界文坛上的一部畅销书(该书被译成16国文字,发行量达200多万册)。

看过几部日本片后,继续看IMDB250系列。本片排名第63位,是一部德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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