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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则明,《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有多么崇高

【译】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

3.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落下怨恨。

12.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

魏征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后任宰相之职,为唐朝贞观名相。话说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李世民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

——《资治通鉴》

10.币厚言甘,人之所畏也。

【译】厚厚的钱币,甜甜的美言,这是人所应当畏惧警惕的东西!

【感悟】社会生活中,当权在位的人常常会遇到甘言和厚币。对此,廉清奉公的人自会清醒地辨别甘言的企图与厚币的来路,采取正确的对策;而贪赃枉法的人则会欣然接受,来者不拒。“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殊不知厚搭搭的人民币,甜蜜蜜的奉承话正是别有用心者投下的“劳饵”,见利忘义,利夸智昏的人只贪图芳香的鱼饵,不见捕鱼的竹器,结果是自寻网罗,被人捕捉。

李世民当了皇帝,听说应选入官的人很多是假冒上代的余荫,便下令让这些冒牌货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要杀掉。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假冒者,李世民要杀他。大理少卿戴胄犯颜直谏说:根据法律,这样的人应当充军。李世民说:我说过这种人要杀头,你却要按法律,不是叫我失信于民吗?戴胄说:诏书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应忍了小的忿怒,而根据法律来判决,坚持大的信用。戴胄不怕杀头丢乌纱,敢于犯颜执法,精神可嘉,值得效法。他认为当权者应该“忍小忿而存大信”,即摒弃个人好恶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以权代法,不以人治代往治,的确是高明之见。这一原则,后人也当坚持。

李世民对侍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小事,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不应等闲视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滥”。所以,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开选举”,他下令“诈伪阶资”者自首,否则处死。后查出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李世民认为,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并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有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语故事】

【译】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说好话并不难,做好事才是难的。

11.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

 做事把重点和精力放在难点上,只要把难点解决了,简单的自然也就解决了;做人要取长补短,只要把自己的短板解决好了,自己的长处自然也得到了加强。

——《资治通鉴》

此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当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李世民,只是记述“贞观之治”可资后世借鉴者。

汉王符《潜夫论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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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雄无用武之地。

【译】虽是英雄,却没有使用武力的地方。

【感悟】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对孙权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操芟夷大难,略以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后来人们进一步引申其意,常用来比喻空有才智和本领却无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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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

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我作为一国之君,怎样才能明辨是非,不受蒙蔽呢?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由此可见,作为国君,只听一面之辞就会糊里糊涂,常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只有广泛听取意见,采纳正确的主张,您才能不受欺骗,下边的情况您也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了。唐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6.英雄无用武之地。

12.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

【译】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说好话并不难,做好事才是难的。

【感悟】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很难。人们经历中的种种判断形成自己固有的经验,从这个“己见”中审视我们周边的事物总是带有自己的观点。有些观点和判断是正确的,有些错误,怎么办?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己见”,多听别人意见,如果认为某个人的意见不靠谱,那就多听听几个人的意见,当了解到多数人的意见和自己相左了,那就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做出相应的调整。

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落下怨恨。

(《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语出处】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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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对孙权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操芟夷大难,略以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后来人们进一步引申其意,常用来比喻空有才智和本领却无处发挥。

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征!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一番恭维话,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总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征“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当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从此,唐太宗很注意听取下面的谏言,鼓励大臣直言进谏。

——《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1.口有蜜腹有剑。

【译】口头上温和亲近得像蜜一样甜,内心里却刁钻歹毒得像剑一样利。

【感悟】这句是唐人对奸相李林甫的形象概括。《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嘴巴像蜂蜜样甜,心计像利剑样狠,多么形象地刻画出阴谋家阴险奸诈的嘴脸。从此“口蜜腹剑”成了形容阴谋家和嘴甜心毒之辈的专门用语,长用不衰。

——《资治通鉴·唐纪》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11.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

5.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大丈夫答应别人一句话,即使许以千金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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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唐太采贞观元年》

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在赋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魏征直言进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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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译】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处而使用。

【感悟】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能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有用不完的人才。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人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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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贞观政要•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

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从魏征劝唐太宗的话演变而来。

——《资治通鉴·唐纪》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时近20年主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从周威烈王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据说这书被毛泽东读了17遍。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有多么崇高。这么长的一部书,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全文的话,可以看看这12句浓缩了整部巨著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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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缀耳。”又有一次,李世民“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一次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伤心欲绝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看出衣帽穿着是否整齐,用历史做镜子,可以明白各个朝代为什么兴起和没落;用人做镜子,可以清楚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和得失。今天魏征不在了,我真是失掉了一面好镜子啊!

5.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8.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誊日损而祸至。

【译】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

【感悟】闻其过则过改而福至,闻其誉则过生而祸临。我们千万要多听逆耳的忠告,而不要被溢美之辞冲昏了头脑。当然,这里的“祸”、“福”应理解为人事而不是指天命。

——《资治通鉴·晋纪》

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释义:兼:同时涉及或具有几种事物。兼听:多方面听取不同意见。明:明辨是非。暗:糊涂,辨不清事实真相。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明辨是非;听信单方面的话,就分不清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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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忍小忿而存大信。

【译】忍住个人小的忿怒,而坚持法律大的信用。

【感悟】李世民当了皇帝,听说应选入官的人很多是假冒上代的余荫,便下令让这些冒牌货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要杀掉。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假冒者,李世民要杀他。大理少卿戴胄犯颜直谏说:根据法律,这样的人应当充军。李世民说:我说过这种人要杀头,你却要按法律,不是叫我失信于民吗?戴胄说:诏书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应忍了小的忿怒,而根据法律来判决,坚持大的信用。戴胄不怕杀头丢乌纱,敢于犯颜执法,精神可嘉,值得效法。他认为当权者应该“忍小忿而存大信”,即摒弃个人好恶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以权代法,不以人治代往治,的确是高明之见。这一原则,后人也当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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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如魏征谏止封禅,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戴胄谏设义仓,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纳。在纳贤和纳谏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面无惧色,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却“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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